2008年8月8日晚8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隆重举行。开幕式上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元素始终贯穿着文艺表演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中国的和谐文化精神蕴含于整个开幕式中。开始，一道耀眼的光环，照亮古老的日晷。体育场中央，随着一声声强劲有力的击打，2008尊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发出动人心魄的声音，随着击缶声的律动与变化，缶上白色灯光依次闪亮，组合出倒计时数字，给人以视觉冲动和心灵震撼，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很多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不同字体的“和”字，古老的汉字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围绕着不同形体“和”字的进化和演变，更将中国人民期盼世界和平的心愿，希望奥林匹克共同繁荣的理念，传递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天圆地方的布局中太极拳的表演，将太极拳那种刚柔相济、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精神也予以表现出来。

    北京奥运会不仅要展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不仅仅是竞技，多拿金牌，而更要充分展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最关键是传达和谐的理念。开幕式上，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坐在一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本身就体现着“和”的精神。我们只有秉承中国文化“和”的精神，才可能构建世界大同，才能真正实现安宁、和谐、美好的世界和平。    

      开幕式上通过击缶、舞蹈、汉字、书画、太极拳等内容的表演，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优秀的文明，而且也给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补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文化课，同时对那些反对、歧视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个别人士也补上了一堂教育课，可以让那些对自己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士认真反思一下：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应该说，奥运会开幕式基本上将中国和谐文化、将中华文化的精髓精美地展现出来。但也有一些不足，有一些遗憾。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没有把中医形象展示出来。作为当今中华传统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与活化石，中医学的精髓也在于“和”，体现出“和”的价值、“和”的美学精神，比如得病是阴阳不和，治病是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就叫阴阳调和。中医强调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不仅要生理健康，还要心灵健康、道德健康，追求人与自身形体、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医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这一台展现中华文化的盛典上，中医的缺席无疑是一种遗憾。

    第二，没有把太极图形象展示出来。太极图是中华文化的符号，是中华文化的完美体现。开幕式表演的多个节目都可以化成太极图的形象，比如在2008个人组成的太极拳表演中完全可以用声光技术最终幻化成一个太极图来。

养生经典也可以轻松读

——评介《张其成讲读黄帝内经——养生大道》

 毛嘉陵

    《黄帝内经》是一本中医学的经典理论著作，虽然其中也有大量养生知识，但在其成书面世后的上千年岁月中，一直都属于高端文人和中医药专业人士的读本。然而，从上世纪末以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疯狂追求健康，在医保严峻现实面前的普通百姓也在天天祈祷别生病，因此，“养生”、“长寿”、“不生病”成为了社会上持续升温的热门健康话题，阅读养生类图书也成为了百姓新的休闲方式。在这股养生图书热的推动下，似乎就在一夜之间，《黄帝内经》这本老古董经典医书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普通大众热读的一本健康圣经。

    于是，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书商倾其全力，开足马力制造《黄帝内经》的种种现代译本或助读本。也许大家认为白话解读的图书容易“炮制”，所以出版社也就一窝蜂地制造了大量的《黄帝内经》译本：有的是简单的白话解，将全文或部分章节用现代语言一句一句地翻译过来；也有的称为精解，就是在白话翻译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重要词句的详细解释，或再增加有关章节的分析总结；还有的是按内容分类后再进行翻译解读……但只要翻阅几本相关图书，大家就会发现有些现代版的翻译解读，要么刻板拘泥，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话题给翻译死了；要么又太过虚玄，让人难以置信，甚至神神秘秘的。这说明白话翻译经典著作，也并非一件易事，弄不好还会误导读者。还不如直接去读原文，在反复阅读中逐渐加深对古人智慧的领悟。

    《黄帝内经》中有很多值得传播的养生知识，但如果不恰当地进行解读，不仅不能给读者传递正确的养生知识，反而还有可能造成误导。曾经有朋友让我推荐一本《黄帝内经》的读物，由于《黄帝内经》图书市场上良莠不齐，再加上我在经典著作方面的学养不够，真不敢轻易推荐。

    不过，前几天我翻阅了刚上市的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张其成讲读黄帝内经——养生大道》(以下简称为《养生大道》)，感觉这是一本值得向朋友们推荐的可以放心阅读的《黄帝内经》大众读物，这个放心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体现：

                  一、作者的学术水平让人放心

    张其成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中医养生文化专家，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研究会会长。他出身于中医世家，是新安名医“张一帖”的第十五代传人。他不仅是当代著名中医大家任应秋的学术传人，更是中国哲学大家冯友兰的再传弟子。

    张教授治学严谨，著作等身。他特别擅长将那些深奥的中国文化经典著作，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大众读物，这些年来他相继为我们创作了一系列独具文风的张氏解读版，内容不只局限于他的中医专业，更广泛涉及到了易学、道家、佛家、儒家等领域，尤其是他在易经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此外，还对《道德经》、《论语》、《六祖坛经》等经典也提出了诸多见解。他还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讲明星，每年在全国进行数十场讲座或演讲，受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新浪、搜狐等媒体的热捧。

    由此可见，张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蕴涵的修养和拥有的悟性非同寻常，完全具备了写作中医药养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论著的过硬的学术真功夫，从而保证了这本科普读物所必须具备的学术水准，而不像有些靠炒作出来的“专家”，在讲解专业基础知识时还常常出现一些明显的常识性错误。

                  二、编写方式让阅读舒心

    在目前众多的现代版《黄帝内经》中，有不少是以原文为主线进行解读，而且采用生硬的直译方式进行翻译，不仅读起来枯燥乏味，而且捧着一大本厚厚的书，早已没有了通过阅读而休闲养生的趣味；有的貌似通俗，甚至还通过配上插图、印成双色和彩色从而装扮成大众读物的模样，其实并不适合一般老百姓阅读，至多只能成为刚开始学中医的医学生作为入门的辅助读物；还有的又偏于死板的字面翻译解读，而另外还有的则进行了过份自由的发挥，但却又太随意了，讲到哪算到哪，天南海北一通神侃，如果不是在段落中不时出现一段《黄帝内经》的句子，还真不知道这是在讲内经的事儿。

    张教授的《养生大道》讲解的是成书于千年前的古典著作，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很多深奥玄秘的《黄帝内经》原文，但张教授以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在看似不经意的解读中，轻易地就将一些玄奥的道理一下就变成为容易理解的事情了。比如在讲“精气神”时，张教授认为：“《黄帝内经》虽然没有把‘精气神’三个字连在一起说，但‘精气’和‘精神’的概念随处可见，说明三者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强调到养生要重视精气神。那么应当怎样来理解精气神这三个看似神秘的生命现象呢？

    张教授举了刚出生的婴儿和死去的人为例，他说“一个人精气神最旺盛的阶段是婴儿”，其依据是老子所说的“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他解释到，婴儿虽然筋骨是最柔弱的，但握着的拳头却非常坚固，你用手来扳它，是很难把它板开的，非常有劲。这说明婴儿的肝气很旺，肾精很足。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死的时候被称为“撒手人寰”。所以，人是“握拳而来，撒手而去”。人活一口气，有了这口气才活着，进而才能储备精，使五脏六腑的功能运行正常，人也就神采奕奕有活力了。

    通过这种方式的讲解，我相信很多初次接触中医知识的人，在阅读时就会感觉轻松多了。同时也会使大家感到中医并非神秘莫测、虚玄不可靠的理论，而是一种来源于我们生活、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最亲近于人的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知识。

    《养生大道》紧抓《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精髓，在重点剖析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养生总原则的基础上，详细解读了与日常养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精气神”、“七情”、“生命周期”、“四季”、“体质”、“五脏六腑”、“经络”等七个方面的养生知识和很容易学练的养生操作方法，使初学者也能立刻抓住重点，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同时，该书还利用页面外侧留白处选登部分《黄帝内经》原文，以增加信息量。

              三、养生知识让健康追求者倾心

    人们关注养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寻求养生知识，领悟养生的大智慧，修炼养生的真功夫。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谓的大智慧、大道理，并非像现代高科技那样复杂尖端，其体现出的是世间最普通最本质的一些规律，因而这本专著的书名用了“养生大道”一词，但紧接着张教授在书中就作了特别的解释：“养生没有什么高深的难度，养生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为了避免被误解，他又进一步解释到：“中医养生很简单，看病实际上也很简单。什么叫病？有病就是阴阳不和；怎么治病？治病就是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就叫阴阳调和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他仅仅用了几句通俗的语言就将《黄帝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这个健康真谛解释清楚了。随后，他又将中国式的养生概括出了四个结合：形神的结合、动静的结合、时空的结合、药食的结合，这就为读者描绘出了一条清晰的养生路线图。

    社会上流行的养生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不仅让人难以辨真伪，更让人难以在学习中把握，比如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讲慢运动、慢呼吸，认为这样有助于健康和长寿。而且，很多人都会引用呼吸和动作都是最慢的乌龟为例来证明慢的神奇功效。但这个慢应当如何来体现？在养生活动中又该如何来操作？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就没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了。张教授根据《黄帝内经》中营卫之气昼夜运行五十营(即五十个周期)的论述，通过详细的计算，得出了古人主张的慢呼吸为每次6.4秒的结论，而现代人一般呼吸一次是3.3秒。通过这样非常清晰的量化对比，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慢呼吸应当慢到什么程度，自己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同时，他规定了慢呼吸的修炼方式和具体要求：每天两遍，每遍60次，要尽量做到深、长、匀、细，并逐渐将其变成一种自然的呼吸。

    其实，张教授在《养生大道》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健康知识，并非某一具体养生方法的一招一式，而是传达了《黄帝内经》的健康理念和核心的健康价值观，这就是他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的“治未病”和“内求”。

    张教授认为，《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不仅仅是教我们怎么去治病，更重要的是教我们怎么不得病，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每每讲到这里，他都会激动地对听众说：“上等的医生不是去治疗已经得了的病，而是要在没有得病之前，就让它不得病。你想，干脆就不得病了，这来得多么彻底!”

    张教授特别强调到：“《黄帝内经》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往内求，所以叫‘内经’。也就是说你要使生命健康，比如有了病怎么治病，不一定非要去吃什么药，实际上《黄帝内经》整本书里面只有13个药方，药方很少，它关键是要往里求、往内求，首先是内观、内视，就十往内观看我们的五脏六腑，观看我们的气血怎么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调整经络、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养生要靠内求……这是提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自己，生命就在自己手中，生命更在你自己的内求当中，光靠外求是不能健康长寿的”那么，究竟该怎样进行内求养生呢？这就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了，还是请读者朋友们到《养生大道》中去寻找答案吧。

结语

    张其成教授是我的道友，由于我们共同认可“东方科学”的提法和主张，曾在2007年8月8日联合签名发表了《东方科学宣言》。他编著《养生大道》的目的，就是在用他的专业所长和修习心得，极力传播东方科学中的养生健康知识，以使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健康境界中去，拥有身心上的最大的轻松、舒适和愉悦，以享受美好健康的人生。因此，我在翻阅了《养生大道》后，忍不住写下以上几点感想，姑且充当一封可以方便大家了解养生图书信息的“新书介绍信”，但愿我的以上琐言没有歪曲张教授的本意。

——新安医学的文化学探讨之三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

    新安医学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健康医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弘扬新安医学文化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建设是当代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心身的和谐四个层面。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是阴阳和谐的文化，反映的是阴阳哲学，至于后来的五行八卦等等都是阴阳的反映，是一个道理。从阴阳的角度来说，传统文化儒道两家中，还应该加上医家。因为儒家体现乾阳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偏重于“阳”；道家强调阴柔的归藏、包容功能，以贵柔崇阴、自然无为、致虚守静为“道”，偏于“阴”；中医学则是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注重“阴阳和合”，阴阳并重，兼蓄儒道两家之精髓。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医文化就是———“和”，这一点是儒道各家的共同点，中医是典型的“和”文化。

   众所周知，中医学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唯一保存至今并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活化石”，对人们的卫生保健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要的是，古代天文、历法中很多失传的东西有赖于《黄帝内经》保存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实不为过。

    新安医学是明清时期中医学的代表，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历久弥新的魅力。新安医学具有丰富的和谐思想，新安医学文化体现了仁爱、诚信、乐善好施、重义轻利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安医学还是徽州文化的缩影，徽州文化是宋以后传统文化的代表。徽州地区山环水抱，徽州建筑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徽州人重视自然与人文的和谐，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同心同德。它是中国近古社会文化的生动标本和全息缩影，其精华是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

作为儒家文化的具体体现，新安医学的“天人合一”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观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作为儒医群体的新安医家，其“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通过给自然之天赋予道德的内涵，向人们灌输一种尊天、敬天的意识和天地一体、博爱万物的大情感、使人类带着真切深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去关爱天地万物，并把这种追求作为一种美好的人生理想、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使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一定的理性控制，把人们的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新安医家的医德医风，体现了“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胸怀和待患若亲的仁爱精神。

    新安医学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借鉴。

2、弘扬新安医学文化有助于促进健康医学发展

    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医学模式已经开始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转变。目前西医主要采用疾病医学模式，采用对抗性治疗方法，其结果，往往是病毒、病菌被杀死了，人的内在环境也破坏了，人的自愈能力也减弱了，疾病医学的弊端已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而健康医学则是以提高人的自我治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为目的，重视预防，重视整体治疗和个性化治疗。 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天人合一”， “辨证施治”，与健康医学思想完全吻合。

    新安医学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医学的最高水平，在临床各科上都有一流的大家。不仅有汪机、孙一奎、吴崑、徐春甫、汪昂、吴谦、程国彭、方有执、郑梅涧以及祖籍歙县的叶天士等等医学名家，还有张一帖内科、郑氏喉科、王氏医学、余氏医学、曹氏外科、吴山铺伤科、西门桥儿科、梅林妇科等等世医家族。此外在针灸推拿方面王国瑞精通针法，创立的“飞腾八法”；吴亦鼎专攻灸法，著《神灸经纶》；周于藩以按摩推拿术治疗小儿疾病，著《小儿推拿秘诀》。新安医家创制了不少良药验方效法，在临床施治上效果甚佳。

    以汪机为例，他的培元固本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作为健康医学代表的治疗思想。中西医学的区别，从本体论上说，中医是元气论，西医是原子论；从医学目的和手段上说，中医在于用药物及多种医疗手法激发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西医在于用药物替代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汪机注重的“元气”实际上就是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汪机擅用参芪，以发挥补气、补阴、生血、补脾胃之功能，实际上就是呵护进而激发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无论什么部位有了病，只要具有这种自组织、自康复能力，就可以得到痊愈，汪机用培元法治疗各科疾病，就是证明。中医的这一根本思想，对现代医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我提出中医主体发展论，就是要坚守主体，发扬优势，融会新知，开拓创新。实际上，中医应当也只能按照中医本身规律去发展。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还原论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关键是怎样去发扬这个优势。新安医学为今后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载《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6月26日）

——新安医学的文化学探讨之二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

         1、注重医德，以仁为本

    新安医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都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不仅注重精湛的医疗技术,而且形成高尚的医德医风,主要表现为：宅心仁慈,待患若亲，纯朴诚信，谦恭明理，乐善好施，恒德忘利。

    新安医家的“医德”和“仁心”为世人所称赞。明代祁门人徐春甫,一生博览医书，济世仁人，不求于利。他主张：“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仁术。”提出救人如救火，“凡来请召，急去勿迟”，并要不避风雨。还说“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还于隆庆二年(1568年)在北京首创我国第一个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亦称“仁医会”)。医会的命名,体现了医者“宅心仁慈”的宗旨,要求入会医生须有良好的医德,“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要求会友“深戒徇私谋利”,做到“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学会还约定:诚意、力学、明理、讲习、格致、辨脉、审证、处方、规鉴、存心、恒德、体仁、忘利、恤贫、自重、自得、法天、知人、医学之大、医箴、戒贪鄙、避晦疾等22项条款,“仁”、“德”贯穿全部宗旨中。

歙县张一帖世医不但医术精湛，一帖而愈，而且慷慨好义,乐善好施，著名国学大师吴承仕称赞曰：“术著岐黄三世业，心含雨露万家春。” 张一帖为人治病总是有求必应, ,不辞劳苦,世人称赞：“定潭向有车头寺，半夜叫门一帖传。”。又如清代歙县人郑梅涧,精喉科,擅用汤药和针刺治喉症,救危起死,其处方起首章刻有“一腔浑是活人心”七字,用以自勉。歙县名医张伯行医不仅从来“不厚责人报”,而且总是急患者所急,患者“以病亟请,即夜十余起弗辞”。

    新安医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汪机在有一年祁门县突发瘟疫中，当即倾其家财，购备药物，用大锅煮汤，向百姓施药救治，治人无数，缓解了疫情。清代侨居杭城的歙县名医吴志中，医术高明任太医院吏目。有一年瘟疫流行，百姓惶恐。紧要关头，吴志中为购药救治百姓，毅然倾卖家产，全力向患者施药，抢救了万余条百姓生命，而自己家里的生活则陷入窘困之中。

    新安医家在行医的同时,对家乡的修路、建桥、办书院等公共事业多有义举。如清代婺源庆源人詹钟,以济人为念,诊不受谢,并不惜捐资修路桥,济贫困,置祠田,修庙宇,人称“有脚阳春”。

    新安医家开设的药铺都能以诚信为上,重义轻利。如始建于同治二年(1863年)的屯溪“同德仁”药号,以“诚信轻利”为店规店约,其座右铭为“同德同心利人利己,福国福民仁慈仁福”。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历代新安医家都十分注重高尚医德修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安医学的医德医风。

   2、儒学为主，融合道佛

   医而好儒，儒而兼医，亦儒亦医，是新安医家的一大特点。这是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儒医群体，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

    徽州人有着爱读书的习惯。有一幅著名的对联：“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载人家无非积善。”读书以求仕,如不能入仕,或被免官，或告老退官者,很多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以医为业，“功同良相”。已入仕途者,亦受“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仕而兼医,乃至执医为业。据有关专家文献统计研究,新安医家兼及研医者中,由儒而习医者占70%。另3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由于受当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着好儒发奋读书的习俗,从而构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

    新安医家信奉儒学，习医行事“一以儒理为权衡”。不仅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规范，而且将儒理融入医理，援儒入医，以儒解医。如新安医学“培元”派的开创者汪机，其医学思想产生的大文化背景是新安朱熹理学，小文化背景是金元四大家医学。汪机“早岁习春秋经，补邑庠弟子员。”从小受到新安理学的教育。汪机《自赞》说“心存仁术，主好儒书”，早年为儒生，后“弃去科举浮文，肆力医家诸书，参以《周易》及先儒《性理论奥》而融会于一，皆余医所未闻也。”汪机对《周易》、程朱理学有很深的研究，“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医足以逼岐黄之真。”易学、理学的阴阳学说、太极学说、元气学说是汪机“营卫”学说、培元学说形成的文化背景。明代休宁大医家孙一奎，为汪机“固本培元”派的再传弟子，著有《赤水玄珠》、《孙文垣医案》、《痘疹心印》等重要医著。孙一奎认为：“易医同源”，十分赞同孙思邈“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之说。他倡导用《易经》太极理论解释“命门”，强调人体“理气合一”，注重人与天地之生生不息。清.嘉道间婺源医家王桂元，12岁即通诵四书六经，尤精易理。名医吴澄自幼习儒，认为：“医之理即《易》之理”，其根据《易经》“易化而裁之存乎变，推之行之存乎通，变动不居，周流无虚”之意，著作名曰《不居集》。另像吴正伦、程敬通、方博九、汪文绮、张柏、程国彭、程衍道、程嘉谟、汪昂等众多医家，都精通易理，以太极阴阳之说察寒热虚实，究元阳温补之法。表现出鲜明的儒医相通的特征。

    不少大儒也对医学进行研究，如朴学家江有浩、俞正燮、胡澍、汪宗沂对《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如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汪宗沂的《杂病论辑逸》，都是重要的考据著作。

    儒学为主，并非排斥佛道。徽州集儒、道、佛人文盛景于一地，不仅有黄山白岳——白岳就是道教名山齐云山，又毗邻九华山。新安山水间佛教寺院众多，尤以歙县天宁万寿寺为中心。佛道氛围很浓厚，对医家的影响也很大。新安医家与道士、僧侣的关系很密切，许多是身兼道医、僧医两重身份。如新安名医程林为和尚，自称静观居士。新安名医孙文胤师从九华山天台大师习医而成名。

3、勇于创新，学派纷呈

    新安医学形成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名医云集，众多医家各抒己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明代汪机开创的“固本培元”派，其他还有明代方有执为代表的《伤寒论》的“错简重订”派、清代郑梅涧为代表的“养阴清润”派、叶天士为代表的“时方轻灵”派和汪昂为代表的“医学启蒙”派等等。

    汪机将易学、理学的阴阳学说、太极学说、元气学说和医学的阴阳学说、营卫学说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培元学说。他以《内经》气血营卫立论，沟通朱丹溪、李东垣之说，将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比作卫气和营气，据李东垣《脾胃论》提出调理脾胃培补元气以扶正祛邪。汪机主张滋阴降火，但不拘泥于朱、李，既批评徒泥“养阴”者，又批评东垣的“升阳辛散”观点，进而提出“调养气血，培补元气”的学术观点。其父汪渭说：“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南北异宜而不化。”

    明代歙县名医方有执，在先后两番丧妻，5个子女又夭折于惊风急症，自己亦险遭病厄的逆境中，发奋攻医，乃竭20余年之精力，将《伤寒论》逐条改订，重新编排成篇，加之注解，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八卷，开《伤寒论》“错简重订派”之先河。

    此外新安医家还创立了不少有影响的学说。如明代的孙一奎开创了“命门太极说”，清代程国彭首创“医门八法”，总结八纲辨证。自宋至民国，新安医学有800多部著作，涉及基础理论、临床医学、药物学等各个方面，不少著作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学说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家族传承，代代因袭

   新安医学的教育、传承方式是家族传承、师承相授。其中又以家族传承为主。祖孙相承、父子相袭、世代业医的“家族链”现象十分明显。有专家研究统计，自北宋以来，三代以上至三十多代的家传名医“家族链”有63条，记载名医300余人。其形成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范围不大的新安地区，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医家家族链，链条有长达三十多代，这是医史上少见的现象

    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新安医学家，当是北宋末年的歙县人张扩（约1058—1106年）。他青年时从湖北蕲水名医庞安时学医，得其倾囊相授。随后又赴西蜀，跟王朴学脉。学成后，行医于南京、当涂一带，察脉语病，开方用药，无不准确，人称“神医”。著有《医流论》、《伤寒切要》二书。张扩传医术于弟张挥及子张师益，张挥又传于子张彦仁，彦仁再传子张杲。张氏三代业医，前后达100余年，成为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其中以张杲医名最为显赫。张杲以儒医著称，潜心医学五十余年，博览诸子百家之作，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著成《医说》十卷，成为第一部医学史著作。堪称“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张氏医学由“满田张”分支传到“定潭张”，在明嘉靖年代张守仁开始，由于医术精湛，常常一帖（剂）而愈，被称为“张一帖”，世代相传，由张根桂到张舜华、李济仁，已经传承14代。如果从北宋张扩算起，则有30余代。张氏医学久盛不衰成为新安医学家族链的典型代表。   

    又如闻名全国的歙县郑村“南园、西园喉科”，同样是家族世袭医业，有“一源双流”之称。指得就是清.康熙五十年前后，郑于丰、郑于蕃俩兄弟同业喉科。于丰住宅南园，世称“南园喉科”，于蕃住宅西园，世人称之为“西园喉科”。尤以南园郑于丰之子郑梅涧(1727年～1787年)继承家传衣钵，擅长用汤药和针灸疗法治疗咽喉疾病，著《重楼玉钥》，开创了喉科学上的“养阴清润派”。郑氏至今已传九代、十代。新安王氏医学始于王学健，他受业于清嘉道年间名医程敏之，子王心如、孙王养涵得其所传，王养涵传子王仲奇、王殿人、王季翔，殿人传子王任之，季翔传子王乐匋，王乐匋传子王键，至今相传六代，代代名医，历100余年，当代影响颇大。歙县蜀口曹氏外科，从清咸丰年间曹启梧开始，传子益新、丞隆，益新传子崇竹、典成，崇竹又传子嘉耆，嘉耆传子恩泽、恩溥，恩溥传外甥章英，历经六代140余年而不衰。此外，著名的医学世家还有歙县的余午亭、王养涵，吴正伦、殷世春等内科世家；许豫和、程公礼儿科世家；吴山铺程氏伤科，歙县程氏内科、歙县黄氏妇科、歙县正口王氏妇科、休宁梅林江氏妇科、休宁西门桥汪氏儿科等均在数代以上。新安众多的家族世医，为祖国医学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载《中国中医药报》2008-6-25）

——新安医学的文化学探讨之一

张其成

    有人说“新安医学”是祖国医学史上的一个具有特色的医学流派，我认为与其说新安医学是一个医学流派，不如说它更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医学文化现象。

    新安是“徽州府”(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的古称。因境内有新安江、新安山而得名。据不完全统计，自宋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徽州府”医家有900多人，医籍有800多种。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影响之大，在各地区（州府）的医学文化中，堪称第一。

    对这一医学文化现象，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从文化学角度对新安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新安医学的文化特征、新安医学的文化意义作一探讨。    

    有研究者认为，新安医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重人才，二是重教育，三是重经济。也有研究者把它归纳为程朱理学、徽商经济、民俗民风。我认为新安医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地理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本文仅从文化原因上作一探讨。

    1、徽州儒家精神文化的影响

    精神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

    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包含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选择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它存在于人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

    我认为，古徽州的精神文化的特征是儒家伦理文化。

    我曾把徽州称为“儒教圣地”，那是因为徽州不仅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宋明理学的发祥地，而且还是理学思想影响最深的试验地。

    对于徽州精神文化的本质特色究竟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徽文化具有重礼义名节、教化伦理的“理学”文化特色，有人认为渗透在徽商组织和经营活动之中的商人文化特色，有人将它归结为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艺术与环境结合，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等四大特性，有人将它总结为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参见《徽州学概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探讨和归纳总结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探讨一种文化的本质、特色只有从该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去探索才能反映其文化的本质特征，应该透过该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去探讨该文化的核心的精神层面。我认为徽州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分为理学——朴学——新学三个阶段，这一由徽州人主创而影响全国的精神文化才是徽州文化的本质特色。我不赞成将理学简单归结于保守、封闭、落后，将徽商简单归结于创新、开拓的观点。我曾撰文说过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一是由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二是由戴震为代表的朴学（实学），三是由胡适为代表的新学。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理学和朴学实质上都是儒学的不同表现方式。

    新安医学充分体现了儒学、儒教的精神。儒家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及“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新安医家是典型的儒医，他们或先儒后医，医而好儒，或儒而兼医，亦儒亦医。

    2、徽州宗法制度文化的影响

    徽州自然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民间民俗浓郁稳定。

    尤其是聚族而居，维护了徽州儒教宗法制度。徽州至今还完好地保存了儒教活动的建筑、场所、儒教宗法制度的文物、文献。徽州祠堂林立（包括全国仅存的女祠堂）、牌坊成群（包括各种忠孝节义的牌坊）、特有的民居建筑、村落水口布局……这些都是徽州儒教文化的反映。建祠堂，修族谱，立族规，建族坟，祭扫族墓，这些都是儒教的礼仪活动，体现了儒教重血缘、重宗法、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的宗教精神。徽州重视儒教礼俗教育。现存还有很多礼俗是儒教的活标本。徽州人充分体现了儒教的精神。

    聚族而居是宗族所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由宗族掌管族内的一切事物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遍组织形式。徽州作为程朱理学之邦，宗法制度、宗族观念尤其坚固，宗法礼制发达，宗族组织等级森严，祠堂族长的权势很大，成为异于邻郡的一个标志。徽州宗族制度、宗法观念是医家家族链稳固和发达的土壤。从而促成了新安医学以家族为纽带的世医传承方式。宗法制首要的原则就是尊祖，因而子承父业，把祖先积累的临证经验和笔记继承下来不致失传，并示于后世，是子孙的义务与孝情。宗法制度文化保持了新安医学家族传承医的长期稳定，有效地防止了中医学术的失传。

    3、徽商经济文化的影响

    繁荣的徽商经济是新安医学形成的经济基础。

    徽商经济文化对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唐以后，徽州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商业活动渐趋活跃。明成化至清道光时期，是徽商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徽商是中国古代社会两大商业派系之一。徽商积累了大量的的财富，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大力支持发展故土的教育事业，栽培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商业在中国封建社会是被轻视、不入流的职业，商人地位不高。虽然经商在徽州蔚然成风，但是人们仍然深受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徽商经济文化。很多商人本身就是读书人，因为考试不第或者家境贫寒才转而经商，因此他们牢记自己所受的儒学教育，以儒家伦理指导自己的行为。徽州人历来有尊儒重教的传统，徽商们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助学助教，同时也推动了新安医学才发展和繁荣。     如明代徽商中有的就直接从事与医学有关的商业活动，如吴勉学就是一位靠刻售医籍起家的大书商，他广刻医书，因而获利，又搜集古今典籍刊刻出版，刻资费及十万。还有专门从事贩售药材或开药店的商人，如明代徽商程宰靠贩卖黄柏、大黄起家，休宁汪一龙创有正田药店。

（载《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6月18日）

张其成

    近年来掀起的国学热从本质上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标志，从企业的角度看是企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所作出的选择。

    企业深层问题是人的问题。当代企业家意识到管理制度的建立并不困难，关键是人心浮躁、对企业的归宿感缺失，幸福指数不高。

    要解决企业的人心问题，就需要建立企业人人都认同的企业文化，这就离不开国学。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就是要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是海内外无数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国学管理重在人心的管理，柔性的管理。中国历史上不说“管理”，而说“治理”。 “治理”的“治”是水字旁，讲的是柔性、变通；西方的管理，是竹字头的“管”，讲的是硬性、严格。在中国推行西方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流程无疑是必要的，但无疑是不够的。严格的管理制度、硬性的管理方式，是基础性的、低层次的，管理的高层次是柔性管理、文化管理，具体的说就是在硬性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注重柔性的管理，注重文化，注重教化人心，注重视人情，注重变通。

    阴阳应该兼顾，应该互通，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管理者就知道，他们都是“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阳性方面要向西方的管理科学学习，阴性方面一定要向我们的国学学习。

    当代管理者要学习国学的智慧。国学智慧的主干是易学，易学包含了宇宙、社会、人生运动变化的大规律，以及测变、知变、应变的大法则，应当承担起国学管理智慧源泉的角色。再以易学为主干串起儒、道、释、兵、医等国学支脉，共同组成国学管理的宏大体系。这个体系的外围，是国学智慧之“道”统驭下的西方管理之“术”，道之驭术就像大脑支配四肢，两者在体系中相得益彰。

    汉以后国学的三个代表是儒道佛。有人说：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也有人说：儒家讲伦理，道家讲生理，佛家讲心理。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分别得太清楚了，所以是不对的。其实三家虽有各自的学说，但在核心观念上却是一致的。按《周易》的话来说叫着“同归而殊途”。

    管理的创新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创新，儒家德治和道家道治是亘古而弥新的思想，是柔性管理的典范，所以也必将是管理创新的思想资源。当代企业家应该学习儒家德治和道家道治。从而达到老子《道德经》所提出的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2008年5月31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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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巍然齐铸天。

中国不哭气不断，

携手屹立云霄间！

   2008年5月6日下午2：30，应搜狐网读书频道的邀请，在搜狐网文化客厅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就《易经》与人生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整个访谈持续一个多小时，除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以外，还回答了网友提出的问题。

    主持人一开始就问：《易经》不易，大多数人对易经不过是一是好奇，浅尝辄止。易学仿佛罩着一层面纱，远远地看上去很美，却少有人靠近。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本算命的书，到底《周易》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我认为：《易经》是中国人的第一宝典，讲了宇宙周期变化的大规律，人生知变应变的大法则，人类为人谋事的大智慧。

全部访谈请点击：

http://book.sohu.com/20080506/n256697774.shtml

 近期其他访谈：

新浪网谈《老子》与人生

http://blog.sina.com.cn/lm/8/2008/0326/69481.html （新浪视频）

和讯网谈《老子》与管理

http://tv.hexun.com/P2408.shtml（和讯视频）

新浪网谈中医“三个代表”

http://you.video.sina.com.cn/b/11914719-1304042525.html （新浪视频）

北京广播电台谈老子

http://audio.bjradio.com.cn/list.jsp?catalogcode=KJPD001002027# （2008-3-29音频）

北京广播电台谈《周易》

http://audio.bjradio.com.cn/list.jsp?catalogcode=KJPD001002027# （2008-4-5 音频）

2008年3月26日下午，应邀做客新浪“网上大讲堂”，接受主持人采访，就老子哲学中的为人处世与养生之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老子》这个书是写给帝王看的，也就是说写给最高统治者看的。在我们这个社会比如说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那是一定要看《老子》的。

全部访谈请点击：

http://blog.sina.com.cn/lm/8/2008/0326/69481.html （新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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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谈《周易》与人生命运：

http://book.sohu.com/20080506/n256697774.shtml （搜狐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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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udio.bjradio.com.cn/list.jsp?catalogcode=KJPD001002027# （2008-3-29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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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udio.bjradio.com.cn/list.jsp?catalogcode=KJPD001002027# （2008-4-5 音频）

中医应当坚持主体发展

——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

《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4月17日第3版

□ 周 颖 本报记者   刘理想 通讯员

　　最近，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文化研究专家张其成在一次讲座上提出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东方科学的代表，是健康医学的代表，随后又在新浪“网上大讲堂”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论点在中医药界产生一定反响。究竟中医“三个代表”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中医的发展有怎样的启示，中医发展应遵循哪些原则？记者为此采访了张其成教授。

　　记者：您最近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中医的“三个代表”，请您谈谈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具体内涵。

　　张其成：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是阴阳中和的文化，反映的是阴阳哲学，至于后来的五行八卦等等都是阴阳的反映，是一个道理。从阴阳的角度来说，传统文化儒道两家中，还应该加上医家。因为儒家体现乾阳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偏重于“阳”；道家强调阴柔的归藏、包容功能，以贵柔崇阴、自然无为、致虚守静为“道”，偏于“阴”；中医学则是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注重“阴阳和合”，阴阳并重，兼蓄儒道两家之精髓。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医文化就是———“和”，这一点是儒道各家的共同点，中医是典型的“和”文化。

　　我们知道，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唯一保存至今并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活化石”，对人们的卫生保健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要的是，古代天文、历法中很多失传的东西有赖于《黄帝内经》保存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实不为过。

　　记者：为什么说中医是东方科学的代表呢？

　　张其成：我认为，东方和西方两大科学体系，它们有着不同的表述形式、思维模式、评价方法和学术标准，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难以相互“沟通”的。如果将东西方不同的科学体系笼统地都归为一种大而全的“科学”，不仅不利于人们对不同科学体系的认识和研究，而且很容易造成“混乱”，甚至还会不合理、不公正地把处于“强势”的科学体系作为标准去评判其他科学体系。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东西方不同的科学体系进行区分，分别称为“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

　　在东方科学中，最能充分体现传统系统思维特色的就是中医学。中医一开始就将人视为天地人大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将人体本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成是与天地自然相感应的小环境、小宇宙，这是符合人体生命实质的。中医将治病与治人融洽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结合，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科学范式的典型。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丰富了人类思维宝库。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医是东方科学的代表，取消中医论是西方科学一元论的表现，是对人类科学发展历程的无知。 

　　记者：您说中医是健康医学的代表，这如何理解呢？难道当今主流医学———西医学不是健康医学的代表吗？

　　张其成：我说中医是健康医学的代表是从医学模式这个角度说的。现代西医主要采用疾病医学模式，采用对抗性治疗方法，其结果，往往是病毒、病菌被杀死了，人的内在环境也破坏了，人的自愈能力也减弱了，疾病医学的弊端已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而健康医学则是以提高人的自我治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为目的，重视预防、重视整体治疗和个性化治疗，这一切正是中医学所一贯强调的。

　　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与近年来西方医学中强调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药物的药物遗传学不谋而合；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也对应着西医近年来高度重视的各种疗法的综合协同。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对当代医学发展的启示作用和独特贡献，并使之发扬光大。

　　记者：今后中医发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其成：近年来，发展中医提出的最响的口号是“中医现代化”，可是对如何现代化，却是见仁见智，争议颇多。多数人认为：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接轨，以客观、规范、定量、精确为基本要求，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转移，采用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开展中医学的“实质”研究、“物质基础”研究，以及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使中医气、阴阳、脏腑、经络、证等抽象概念可以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语言进行阐释和翻译，从而使中医成为一门物质基础明确、实验指标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科学。简言之，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科学化。对这种观点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今后中医应该如何发展？我持中医主体发展论，那就是坚守主体，发扬优势，融会新知，开拓创新。实际上，中医应当也只能按照中医本身规律发展。在此前提下，要吸收现代科学的成果和方法。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还原论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关键是怎样去发扬这个优势。